元结是盛唐后期重要的作家，其具有复古倾向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对后来中唐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和古文运动的兴起，起了很好的先导作用。鉴于此，本世纪学界对元结的研究也比较活跃，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元结生平研究
元结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产生在本世纪上半叶。1928年，孔德发表了《元氏氏族考》、《唐元次山世系考》其中《氏族考》一文认为元结“系出拓跋，迁于河南为鲜卑族，非黄帝李陵之后”，《世系考》则从其先祖始均直至元次山，列了一详明之世系表，且纠正了新旧《唐书》“元次山本传”所说的元结系后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孙的说法，认为应是十二代孙。文章还经多方考证，得出一个结论：“次山先世世居洛阳，后徙太原；及其父延祖又移鲁县。”
1935年，孙望又发表了《元次山年谱》，该谱对元结一生重大行事及一部分诗文作品作了系年考证工作。该谱前有一《元氏世系表》，谱中认为，元结确系北魏王族常山王遵的后裔；元结祖辈世代居住太原，到了元延祖时才徙家鲁山县。元结生于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卒于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享年五十四岁。谱后附“诸家论元资料”、“元次山著述表”。后来孙望《元次山集》中所附《元次山事迹简谱》即为此谱之简编。
1944年孔德发表了《元次山评传及年谱》，此谱谓元次山生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卒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夏四月，享年五十岁整。谱中关于元结的一些行事的系年自然也与孙谱相左。
本世纪下半叶，关于元结的生平研究成果寥寥，多为介绍性的文字和评传文章，如孙望的《元结评传》、匡易的《元结》、莫乃群的《容州刺史元结》、韩绍诗《同情人民的诗人――元结》、陶先庶《道州忧黎庶 词气浩纵横――元结在道州》、桂多逊《元结与浯溪》、徐传胜、林蔚兰的《往年壮心在，尝欲济时难――中唐诗人元结》等。这些文章对元结生平的研究并无多少新的突破。
元结思想研究
元结的思想比较复杂，学界的研究也深浅不同、角度不一。孔德在其《元次山评传及年谱》中认为，“次山先生虽好古，学古，不同于俗。而其文章亦有充分表现其时代精神者”，如《舂陵行》等“具见次山先生经世之志”，“而悯时忧国，忠君爱民，保全都邑，抚绥流亡，有助于当时，非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诸诗人可比。”
汤擎民《元结和他的作品》在分析元结的思想倾向时说：“处于那样动乱衰政的时代，作为一位曾经长久地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和人民有深厚感情而又富于正义感的诗人和政治家，他是爱憎分明，敢于怒骂，敢于抗争的，我们决不能把他看为避世山林的狷介之士，或是隐于朝市的好好先生。”“但我们也不能怀疑他的忠君思想”，关键是，他的“爱民和忠君，为人民和为统治者，其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应该承认“元结的思想是有道家思想的成分的”，而且“从反对腐败政治和黑暗现实这个角度看，元结思想里道家思想的成分在当时不能说没有某些积极的意义。”文章最后认为，“尽管如此，在元结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毕竟是儒家思想而不是道家思想。”
孙望《元结评传》也认为元结“是一个富于正义感、关心人民疾苦与安危的政治家” ，并认为“他的性格特点是刚直、热情。生活作风是敦实俭朴。除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以外，他还有一定程度的道家思想。所有这些特点，都和民族气质的承袭以及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聂文郁《论元结的世界观》也认为“元结有上忧国家，下恤人民、积极济世的一面，也有山林自安、水石相得、消极退隐的一面，文章还论述了元结的”昌道“主张、政治理想、出处态度等，文章还认为，元结的”复古“只是一个幌子，元结的思想行事，”只不过是从中小地主阶级利益出发，提出政治主张，进行政治活动，希望改革政治现状，从而抒发个人济世的宏愿而已。“
徐传胜、林蔚兰《往年壮心在，尝欲济时难――中唐诗人元结》对元结世界观的看法也与聂文郁相近，认为他的世界观是复杂而矛盾的。”一面是上忧国家，下恤人民，勉力济世，另一面又无力补天、壮志不得伸展而时有隐退免遭灭身自亡的消极隐退观念。“
元结文学理论研究
元结的文学理论在盛唐后期至中唐前期的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故在本世纪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汤擎民《元结和他的作品》一文认为，元结的文学思想，属于儒家一派，他的诗歌理论和《诗经》大序是一致的。在理论上他说明了诗歌是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现实，反映政治和社会生活，有其认识作用和教育意义，是白居易的先声。而且，他能进一步把作品和作者、诗品和人格紧紧地联系起来考察。
孙望的《元结评传》则认为：“元结在文学创作上反对绮靡浮华而提倡淳古淡泊的作风。他是继陈子昂而起的在文学观点与创作实践上发展着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勇猛的战士。”又指出，元结所抨击反对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属于形式方面的声病格律；
二，属于内容方面的那种专写毫无社会意义的风花雪月与男女之情的颓废倾向；
三、属于方法方面的“极貌写物”、“喜尚形似”的模拟因袭的风气。
元结还提出了许多见解客观上有力地反对了把文学艺术当作贵族有闲阶级的消遣娱乐品等的看法，而确认了文学艺术应该反映生活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肯定了文学艺术可以直接间接起规讽教育的作用。
聂文郁《元结的世界观》一文也肯定了元结的进步的文艺主张，认为元结上继王勃、陈子昂而起，中与杜甫并肩努力，后为白居易、元稹等的新乐府运动开路，不失为一个古代有胆有识的文艺战士。并指出了元结与王勃、陈子昂文艺观点上的相似之点，以及元结文艺观的独特之处。
孙昌武《读元结文札记》认为元结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后人所提出的“不师孔氏”。这是他在多数“古文”家主张“尊经”、“宗圣”、“明道”的潮流中杰特超群的地方，也是他的创作思想的主要精华所在。他的文学理论虽然反对形式主义，但“一语不及儒家的道德仁义之说，没有尊经、宗圣的观念”，“不把文学视为道学的附庸，而是独立的反映和批判现实的武器”；他认为文学不必重复圣经贤传的陈言，而要倾述下民的呼声。这在整个唐代的“古文”理论中是很富于独创性、批判性的见解。
王启兴的《评元结的复古主义诗论》则针对学界对元结诗论评价很高的现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元结的诗歌理论继承了传统的儒家诗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发展。他不仅坚持为政教服务是诗歌的唯一社会功能，而且否定近体诗，推崇枯淡高古的古体诗，在当时实为一种复古倾向，决不能作不切实际的评价。”
王运熙《元结诗论述评》也是一篇对元结诗论进行全面评价的论文，而重点在评述元结《箧中集序》中所反映出来的诗歌理论。文章最后总结说：“元结一生对国事民生一直非常关心，他目击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社会潜伏危机，后来又亲历安史之乱，因此迫切希望文学能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他提倡写作讽喻一类诗篇，企求诗歌能对政治社会产生补偏救弊作用，在这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但他排斥诗歌的娱乐性，对诗的社会功能理解过于狭窄。对诗歌声律和谐、形象鲜明、语言流美等特色笼统加以鄙弃，更显示出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认识不足。他一味提倡写古朴的五言古诗，其作品与《箧中集》诗人的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古质有余、生动不足的的缺点，说明片面复古的主张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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