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史记》，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附载二十四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只言墨翟为宋大夫，不载其里籍。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中《当染》、《慎大》两篇时，谓“墨子者名翟，鲁人也”。东晋葛洪著《抱朴子》及《神仙传》，谓“墨子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此后，1400年间，“鲁人”、“宋人”两说并存。
至清乾嘉间，考据学大盛，毕沅、武亿相继发展高诱“鲁人说”。毕沅《墨子注叙》称“高诱注《吕氏春秋》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跋墨子》曰：“《汉书·艺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为宋大夫’，而未著其他。惟《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毕沅、武亿为乾嘉考据学名家，言之有据，此后百年间，“鲁阳说”定于一尊。
清末孙诒让著《墨子后语》在《墨子传略》中仍存“鲁人”、“宋人”两说，谓“墨子名翟，姓墨氏。鲁人，或曰宋人。”但在“案语”中指出：“此盖因墨子为宋大夫，遂以为宋人。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认为《墨子·贵义篇》“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篇》“公输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淮南子·修务训》“自鲁趋而往”并墨子为鲁人之确证。孙氏所列证据对肯定“鲁人说”否定“宋人说”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孙氏所说“鲁人”是指鲁国人。他在“案语”中接着说：“毕沅、武亿以鲁为鲁阳，则是楚邑。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孙氏“鲁国说”一出，影响颇大，百年来，论墨子者，多从之。
这里要提出的是，孙氏指责“毕、武说殊谬”，不免失之于武断。要论定“墨翟，鲁人也”之“鲁”是鲁国，还是鲁阳，需对有关材料作具体分析。
第一，《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墨子·公输篇》载子墨子曰“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依孙氏之意，鲁国在楚国的北方，“墨子，北方贤圣人”之“北方”，指的是鲁国。其实，古代不称某国北方境外之国谓北方，而直接称谓“北国”。《诗经·大雅·韩奕》：“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南齐书·周盘龙传》：“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就是明证。“方”在古代指境，四方即四境，方内即四境之内，方外即四境之外。“北方”就是北部境域。鲁阳文君是楚国大臣，他对楚惠王说的“墨子，北方贤圣人”，意即“墨翟是咱楚国北部境域的圣贤人才”。墨子在楚国郢都对公输般说的“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意思就是“我在楚国北部境域，听说你造云梯，将用来进攻宋国”。“方”的这种含义，即使到了今天，也仍存在着。例如，人们常说的“北方人”、“南方人”，明确是就我国境域之内而言的。若是一个俄国人，虽然俄国在我国之北，我们也不说他是北方人，而只会说他是俄国人。鲁阳邑是位于楚国北部境域的城邑，“墨翟，鲁人也”之“鲁”当为鲁阳。只有这样才符合“墨子，北方贤圣”的真意。
第二，《吕氏春秋·爱类》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北方”已见前辨，“鄙人”意谓边疆之人，或郊野之人。《荀子·非相》“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史记·商君传》“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注曰：“鄙人，郊野之人也。”“北方之鄙人”句式与“期思之鄙人”、“荆之鄙人”完全相同。只是后者的“期思”、“荆”是具体的城邑名或国名，而“北方”是境域方位，但此境域的归属是不言自明的。墨子向荆王自我介绍“臣北方之鄙人也”，双方会意的前提是同为楚国人，只需说“北方”，就能理解是楚国北部境域。很清楚，墨子自言“臣北方之鄙人也”，用今天的话就是“我是咱国北部边疆鲁阳邑人”。假若墨子是鲁国人，那么他应说：“臣鲁国之鄙人”，即便把“鲁国”省言为“鲁”，也只能是“臣鲁之鄙人”，绝对不会说“臣北方之鄙人”。
第三，今本《墨子·公输篇》曰：“公输般为造云梯之械，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般。”关于墨子此行的出发地，《文选·广绝交论》注引《墨子·公输篇》云：“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十日至于郢。”《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也作“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且《吕氏春秋》也有：“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至郢”。《淮南子·修务训》也称“自鲁趋而往”。这些材料可证《墨子》原文为“自鲁往”，后人在转抄过程中，误写为“起于齐”。墨子此行的出发地可以肯定为“鲁”，原文又清清楚楚地记载“十日十夜至于郢”。如果此“鲁”是鲁国，那么从鲁国之都曲阜至楚惠王的国都郢（今湖北宜城）有三四千里，显然不是墨子步行十日可以达到的。而鲁阳（今河南鲁山）距郢不足千里，恰是墨子徒步十日的路程。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墨子是鲁阳人，而非鲁国人。持“鲁国说”者在这个问题上挖空心思作文章，或说“十日十夜是约数”，并举葛洪《神仙传》把“十日十夜”写作“七日七夜”为证；或说“从把鲁误为齐，可知是齐鲁之鲁”（见孙以楷《墨子年里考辨》。）这是不值得一驳的。首先，“十日十夜”是明明白白的确定数量，怎么会是约数呢？打开《辞源》等工具书，不见“十”有约数的释意。至于葛洪《神仙传》将之写作“七日七夜”，实际上七是十的误写。十、七相误的例子向来就有。其次，将鲁误书为齐，并不能说明原著之鲁一定是齐鲁之鲁，最多只能说明，误抄者孤陋寡闻。
除了上述主证，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找到墨子里籍不在鲁国而在鲁阳的旁证。
其一，司马迁作《史记》于《太史公自序》中录乃父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六家之中有墨家，且排在阴阳家、儒家之后居第三位。对墨家学说的优劣长短论辩甚详，其字数多于阴阳、儒、法、名四家，仅次于道家。这说明司马氏父子对墨家是很重视的。若墨子的里籍在鲁国，当司马迁“二十南游……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的过程中，不会对墨学创始人的里籍毫不留意；而在《史记》中缺载。如果说秦以后墨学微绝，司马迁时已不知其详，那也不符合实事。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期，上距墨子的生活年代仅三百年。那时三百年的社会变迁，还不至于使墨子里籍的遗迹和流传在民间的口碑材料荡然无存。况且整个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即使经过秦始皇的焚禁私学，也不会把墨子故居遗迹和民间口传材料一扫而光。事实上，秦末儒学与墨学同在焚禁之列，而汉初崇尚黄老，儒学的命运也不比墨学好多少。鲁国能留有孔子的故里，怎么就没有墨子的故里。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墨子不是鲁国人。
其二，《墨子·鲁问篇》载：“鲁祝以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子墨子闻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则人唯恐其有赐于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圣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则其富不如其贫也。’”“鲁君之嬖人死，鲁君为之诔，鲁人因说而用之。子墨子闻之曰：‘诔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说而用之，是犹以来首从服也。’”我们从这两段文字所记述的事情可以看出，墨子完全是以外来学者的身份评判鲁国“祭祀求福”和“为死者作诔”两项习俗的。明显是墨子客游鲁国时的言论。若墨子本身就是鲁国人，他对这些属于当地风俗习惯一类事情，是不会如此敏感，发表异议的。
其三，墨翟作为一位学者像孔子一样曾经游学列国。但从现存《墨子》诸篇看，在其接触和涉及的各国国君中能够明确记载名号的，除“鲁阳文君”和“楚惠王”外，别无他人。其中与鲁阳文君的对话最多。《耕柱篇》有两则，《鲁问篇》有四则。一般认为《墨子》中《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是墨子弟子辑录墨子一生言行而成的。这里面的材料对研究墨子生平和思想，价值最高。为什么其弟子对楚惠王、鲁阳文君等墨子接触过的楚国君臣记忆这么丰富，这么准确？而对齐、鲁、卫、宋、越等国君臣只能笼统言之？解释只有一个，楚国是墨子的里籍所在，弟子们随墨子在楚国居住的时间最久，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其四，墨翟对楚国的国土资源了若指掌。墨子不仅对鲁阳文君对话称：“今使鲁（指鲁阳）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而且与楚王对话称“荆之地，方五千里”，“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另外，墨子与巫马子对话称：“和氏之壁，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这些良宝皆楚国所产，墨子谈论起来如数家珍。而对其它国家，甚至任过大夫的宋国，也无如此详尽的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作为墨子是楚国鲁阳人的佐证。
其五，《墨子·耕柱篇》载：“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鲁问篇》：“孟山誉王子闾曰：昔白公之祸，执王子闾，斧钺钩要，直兵当心，谓之曰：‘为王则生，不为王则死。’王子闾曰：‘子何其侮我也！杀我亲而喜我以楚国，我得天下而不义，不为也，又况于楚国乎？’遂而不为。王子闾岂不仁哉！”子墨子曰：“难则难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为无道，则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为不义，何故不受王，诛白公然后反王？故曰难则难矣，然而未仁也。”叶公问政、白公之祸是春秋末期楚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两段文字直言“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昔白公之祸”，这语气明白不过的告诉我们：墨子是楚国人。他在同弟子谈论本国当代史上发生的事情，所以用不着写明叶公、白公的国别。若墨子是鲁国人，按古代的语言习惯就应该是：“楚叶公子高”，“昔楚白公之祸”了。
其六，墨学出于夏礼，这是人们所公认的。《墨子》有《节用篇》。《孟子》称“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节用，禹之教也。孔子称“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庄子》称：“禹亲自操橐耜而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甚雨。”《列子》称：禹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吕不韦称：“禹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墨子》有《节葬篇》，《韩非·显学》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节葬亦禹法也。《尸子》称禹之丧法“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淮南子·要略》称“禹之时，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在文字及记述工具不发达的古代，所谓夏礼，主要是通过融汇为风俗习惯而传承的。墨学尊崇和继承夏礼，它只能产生于具有夏文化传统的地区。夏文化的发源地在嵩山周围。“河南省的西部，即黄河中游南岸的伊、洛、汝、颖流域是夏人的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之一。”“周武王所说的‘有夏之居’就在今天河南西部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汝、颍流域。”（黎虎《夏商周史话》）禹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夏启大会诸侯于钧台（今河南禹州）。夏代，以颍川为中心，周围包括南阳在内都是夏人居住的地方。经商，历周，至春秋战国，这里仍保有着浓重的夏文化传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天之遗风。颍川敦厚，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鲁阳北接嵩山、洛汭，东临夏启钧台，在夏族早期活动的区域内，秦汉属南阳，与颍川郡毗连，处于保持着夏禹遗风的“夏人之居”范围之中。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鲁阳尚保有夏文化遗风，被称为“夏人”，那么在墨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从文化土壤上看，墨学只会产生在这里，墨子只能是鲁阳人。而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周礼占绝对统治地位。周文化的土壤孕育产生的是崇尚周礼的儒学。因而，孔子说：“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又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礼尚文，又贵贱有礼法，其事具《周官》、《仪礼》、《春秋传》。与墨学节用、兼爱、节葬之旨异。若硬把墨子说成是鲁国人，那就难免有移花接木之嫌了。
要之，墨翟不是鲁国人，而是楚国鲁阳邑人，即今河南鲁山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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